拐卖儿童会受到怎样的严惩

拐卖儿童的最高刑罚是死刑，这是刑法第二百四十条写明的。

落到近期备受关注的“梅姨”谢某梅身上，法律专家给出的判断是：她涉案9名被拐儿童，在拐卖链条中起主要作用，若无特殊法定从宽情节，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乃至死刑的量刑区间，且符合当前司法实践中顶格判处死刑的核心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对此写得非常清楚，量刑分三档，每一档都直接对应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

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这条文的核心在于，拐卖儿童罪不是只有“拐走孩子”才算，法律定义覆盖了拐卖链条的每一个环节。条文明确写着：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儿童的行为之一的，都构成拐卖儿童罪。也就是说，哪怕只负责中转、介绍买家，与直接动手拐孩子的人同罪。

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相关条文

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

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

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

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

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

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对照“梅姨”案，张维平在2003年至2005年间从广州增城、惠州一带偷盗、拐走9名幼儿，全部通过“梅姨”寻找买家、中转出手。

谢某梅参与拐卖儿童9人，远超“三人以上”的加重标准；申聪案中，团伙用辣椒水、捆绑等暴力手段抢夺婴儿，属于暴力绑架儿童；二十余年骨肉分离，九个家庭长期承受巨大精神痛苦，属于造成其他严重后果。

多重加重情节叠加，单一情节就足以触发第二档量刑，三档叠加则直接指向“情节特别严重”的死刑条件。

张维平，梅姨案主犯，参与拐卖儿童9人，2023年4月被执行死刑。余华英，1993年至2003年间流窜贵州、重庆等地拐卖

17名儿童

，2025年2月被执行死刑。

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一审庭审现场画面

王某文，十余年间偷盗幼儿

14人

，此前曾因拐骗儿童罪和拐卖儿童罪两次被判刑，刑满释放后继续作案，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发布典型案例，已被依法核准并执行死刑。

回到“梅姨”案本身，张维平、周容平已被执行死刑，同案犯杨朝平、刘正洪被判处无期徒刑，陈寿碧被判十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旨龙对此的解读是，谢某梅在犯罪链条中起到了中游和下游的核心作用，与上游的绑架、偷盗行为具有同等作用，“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能因为她是中间人就认定为从犯，她仍然是主犯。

拐卖发生在2003年至2005年，至今已超过20年，但追诉时效对本案不构成障碍。

《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追诉时效为二十年。第八十八条同时规定，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张维平等人在2016年被抓获，警方从供述中首次得知“梅姨”的存在，当年即立案侦查，而“梅姨”此后一直潜逃，完全不受追诉时效限制。此外，以犯罪结束的2005年起计，到2016年立案，时间也未超过20年。

梅姨案件长达二十年的追逃历程梳理

《刑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这条规定是目前舆论最关注的变量。

“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这一例外，在本案中很难触发。拐卖儿童罪侵犯的法益是儿童的人身自由和家庭监护关系，行为方式是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不直接涉及生命权。

“梅姨”案查实的被拐儿童全部存活、已被找回，不存在死亡结果，“致人死亡”这个要件直接套不上。所以，如果开庭审判时她满75周岁，死刑无望，顶格刑罚是无期徒刑。

但根据最新公开信息，9月3日，“梅姨”案受害人申聪的代理律师刘乃嘉通过阅卷了解到，谢某梅的真实年龄在70岁左右，不到71周岁。9月8日，申军良进一步公开表示，谢某梅实际年龄65岁。

这意味着，即便司法流程要经过一审、二审及死刑复核，以她目前的年龄，可以适用无期徒刑和死刑。

案件已由广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进入审判阶段。最终量刑，取决于法院对年龄、犯罪情节、是否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情节的全面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