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日耳曼化”计划：绑架40万儿童，6000万斯拉夫人被“清除”

文｜德治蜀黍

“东方总计划”——这是我研究二战历史以来接触过的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文件之一。首先声明这绝非一份简单的军事计划，是

一份系统性的种族灭绝蓝图，一个要把整个东欧的人种构成彻底推翻的工程。

说起东方总计划，首先得搞清楚它的思想根源。这不是纳粹一时兴起想出来的东西，而是深深植根于希特勒那一套“生存空间”理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就写过，德国要向东方扩张，“我们首先只能想到的就是俄国以及受其奴役的周边国家”。

在他看来，俄罗斯国家之所以能存在，靠的不是斯拉夫人自己的治理能力，而是日耳曼民族在里边起的作用。他断言“这个位于东方的庞大帝国已经快要崩溃了”。意思是——

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没能力自己建国，德国人有义务去占领、去统治、去殖民。

纳粹的“反斯拉夫主义”跟传统的种族偏见还不一样，它披着一层“科学种族主义”的外衣。纳粹的理论家们把斯拉夫人说成是原始的、低等的、缺乏自主活动能力的民族，注定要永远受日耳曼民族的支配。这套理论为东方总计划提供了所谓的“学理依据”——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完全是胡说八道，但在当时的德国，这些“种族主义”理论被当成科学来传播。

东方总计划的具体制定工作，落在了一个关键人物身上——康拉德·迈耶。此人是柏林大学农业研究所的教授，1932年就加入了党卫队，是纳粹空间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他身兼多职：既是党卫队“强化德意志民族高级专员部”规划与土地局的负责人，又是帝国研究委员会农业科学部门的领导，还是柏林大学农业研究所的所长。

1942年1月，迈耶在柏林的哈纳克 House 做了一个题为“东部占领区的规划与建设”的演讲，给威廉皇帝学会的头面人物们描绘了一幅“德意志东方”的宏伟蓝图。他说要在东部建立一种全新的“有机民族秩序”，通过“筛选与培育”产生一批多生育、健康、有战斗力的农民阶层。他号召要“重新唤起我们民族对东方殖民使命的意识”，“激发对整个民族和经济结构进行彻底改造的意志”。这些话听起来冠冕堂皇，背后却是要把几千万人赶尽杀绝。

迈耶负责的机构叫“强化德意志民族高级专员部”，缩写是RKF，头头就是党卫队头子希姆莱。这个机构的任务就是协调和推进被占领土的日耳曼化工作。迈耶在里面主管规划和土地，可以说是希姆莱亲自任命的帝国首席空间规划师。

东方总计划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多个版本的演变。最早可以追溯到1940年1月，迈耶搞了一份“东部领土建设规划基础”，当时只涉及西波兰那些被德国吞并的地区。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行动入侵苏联。

仅仅两天之后，也就是6月24日，希姆莱就下令让迈耶起草一份扩大的计划。1941年7月15日，第一份正式称为“东方总计划”的版本出炉了，虽然原件已经遗失，但从后来的引用中可以看出，它已经涵盖了总督府辖区以及东边更广大的地区。

紧接着，1941年11月，党卫队国家安全局又搞了一个更激进、更广泛的版本。这个版本不仅要日耳曼化总督府辖区，还要把波罗的海国家、加利西亚、白俄罗斯、西乌克兰以及列宁格勒周边地区都囊括进来。这个计划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

要将大约3100万“种族上不受欢迎的外族人”驱逐出去。注意，这只是“驱逐”的数字，不包括直接消灭的。

到了1942年，计划进入了最终定稿阶段。1942年4月27日，东方占领区部的种族问题专家艾哈德·韦策尔撰写了一份题为《对党卫队全国领袖东方总计划的意见与思考》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极为重要，因为东方总计划的原始文件大多在1945年德国战败时被销毁了，但韦策尔的备忘录幸存了下来，成为后人重构计划内容的关键依据。

1942年5月28日，迈耶给希姆莱寄去了一份计划摘要。6月2日，RKF总部的头头乌尔里希·格赖费尔特正式把完整的《东方总计划——东方建设的法律、经济和空间基础》呈交给了希姆莱。这份1942年6月的版本，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东方总计划”最完整、最权威的版本。

那么，这份计划到底说了些什么？我给大家拆开来讲。

首先，计划的核心目标就是两个字：清场。要把东欧的原住民清理掉，给德国移民腾地方。根据1941年11月国家安全局的那个版本，计划要在未来30年内，把波兰、波罗的海国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西北部大约4500万居民中的3100万人——再加上所有的犹太人——向东驱逐。驱逐的主要目的地是西伯利亚的劳动营。与此同时，计划要安置450万个德国移民家庭。

不同民族被“处理”的比例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纳粹种族理论家对各个民族“种族价值”的评估。根据计划，波兰人要被清除80%到85%，也就是大约2000万人。白俄罗斯人75%要被清除。乌克兰人65%要被清除——其中西乌克兰的全部驱逐，剩下的35%被认为可以日耳曼化。捷克人50%要被清除。拉脱维亚人50%要被清除，立陶宛人85%要被清除，拉特加尔人则是100%。俄罗斯人更惨，计划要驱逐7000万到8000万人。韦策尔在备忘录里特别提到，爱沙尼亚人被认为种族上比较“可取”，可以考虑整族日耳曼化，而立陶宛人因为“混入了过多的斯拉夫血统”，基本都要被赶到东方去。

把所有这些数字加起来，如果计划全面实施，预计将有超过6000万人丧生。这不是战争附带伤害，这是计划的一部分。

说到预算，东方总计划的成本估算同样令人震惊。1942年春季版本的计划预算为457亿帝国马克——这差不多相当于德国1941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其中超过一半要用于土地整治、农业开发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其余用于城市和工业开发。希姆莱后来还觉得不够，把预算加码到了670亿帝国马克。要知道，德国从1930年到1939年整个重整军备的花费，也就差不多是这个数。

希姆莱对这份计划的态度很有意思。1942年6月12日，他给迈耶回了一封信，对计划提出了“改进”要求。他觉得规划团队的热情值得肯定，但胆子还不够大。他要求把殖民和日耳曼化的时间从25到30年压缩到20年。

而且，眼光不能只盯着东欧，应该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为什么不把阿尔萨斯-洛林、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种族上合格”人口也日耳曼化呢？于是科学家们又回去加班，在1942年9月拿出了200页的“总定居计划”，包括25张地图和表格。1942年12月底，迈耶又跑到希姆莱在东普鲁士的指挥部，当面讨论希姆莱对总定居计划的意见。

说到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学术界在东方总计划中扮演的角色。很多人以为纳粹的种族灭绝计划是希特勒和希姆莱几个疯子拍脑袋想出来的，但实际上，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科学家、教授深度参与了计划的制定。德国研究联合会——相当于德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为东方总计划的相关研究投入了大笔经费。

1941年7月7日，也就是巴巴罗萨行动启动后半个月，迈耶就拿到了第一笔10万帝国马克的经费，用于“为RKF开展规划科学工作”。到1942年6月东方总计划提交时，德国研究联合会已经为相关研究项目花了10万帝国马克。迈耶手下的研究人员来自各个学科：有行政管理和国土规划专家，有法学家，有农业经营学教授，有财政学专家。

这些人的研究成果——统计调查、行政法律研究、农业结构分析——直接被用来为种族灭绝服务。1942年，一个博士学历的科研人员年工资大约6000帝国马克，而迈耶一个人每年能自由支配4万到6万帝国马克的经费。到了1942年底，他还要来了15万帝国马克的预算。学者们不是被胁迫的，他们是自愿的、积极的参与者。正如一份研究资料中指出的，“德国科学家和专家们愿意认可并支持一场规模巨大的种族灭绝”。

东方总计划在战争期间得到了部分实施。最典型的例子是波兰扎莫希奇地区的“扎莫希奇行动”。1942年11月到1943年8月，德国人把扎莫希奇地区的波兰居民从村庄和城镇中驱逐出去。

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3月，大约41000人被驱逐。总共有超过11万波兰人、来自大约300个村庄被驱逐，为德国和乌克兰移民腾地方。被驱逐的人被送进中转营接受种族筛查——哪些人可以日耳曼化，哪些人不行，全由纳粹的种族专家说了算。计划要在1943年底之前在该地区安置至少6万德裔移民。这些驱逐还引发了波兰人的武装抵抗，即所谓的“扎莫希奇起义”。

除了波兰，苏联战俘的遭遇也是东方总计划实施的一部分。在整个战争期间，大约330万苏联战俘死于饥饿、疾病或枪决。这330万人不是战死的，是在战俘营里被故意饿死、冻死、虐待死的。纳粹的种族理论把斯拉夫人描绘成“劣等人”，对战俘的蓄意虐待和饿死正是这种理论的直接体现。

还有儿童。东方总计划中有一个特别令人发指的部分——绑架儿童。纳粹在全欧洲绑架了大约40万名儿童。这些孩子被带走的原因是纳粹官员认为他们有“雅利安-北欧”特征，可能是当年移民到波兰的德国定居者的后代。他们的目标是把这些孩子“日耳曼化”——先送进 Lebensborn（生命之源）组织的儿童之家，然后安排给没有孩子的党卫队成员家庭收养。这些孩子被从父母身边抢走，被洗脑，被迫忘记自己的母语和文化，变成德国人。而那些被认为“种族上不合格”的孩子，等待他们的就是另一条道路了。

饥饿计划也是东方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5月2日，德国农业部长赫伯特·巴克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宣布，战争要继续下去，“只有当整个国防军在战争的第三年靠俄罗斯养活”才行。他愿意为此承受“数千万人”饿死的代价。5月23日，巴克出台了指导方针，核心就是切断缺粮地区的粮食供应。按照这个计划，苏联北部的缺粮地区将不再得到任何粮食供应，几千万人将被活活饿死。纳粹的理论是：给斯拉夫人每一口粮食，都是从德国人民那里偷来的。这不是一时冲动的暴行，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大规模饥荒。

东方总计划还有两个层面的设计——“小计划”和“大计划”。“小计划”是在战争期间就可以立刻实施的行动，比如已经发生的那些驱逐和屠杀。“大计划”则设想在德国赢得战争后的25到30年间逐步推行。“大计划”的目标是把日耳曼化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把更多东欧人口纳入驱逐和消灭的范围。

那么，东方总计划为什么没有完全实施？毫无疑问——德国输掉了战争。1942年底到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惨败成了转折点。此后德军在东线节节败退，再也没有能力执行如此大规模的殖民计划。

1943年春天开始，党卫队转而推行“劳动灭绝”政策——与其把人杀掉，不如把他们当成奴隶劳工来压榨，为德国的战争经济服务。到1943年末，数以百万计的俘虏被投入遍布德占区的奴工营。但即便如此，东方总计划已经造成的伤害也是天文数字。据估计，计划的部分实施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超过1200万平民死亡。

战后，东方总计划的原始文件大多被销毁了。迈耶本人逃脱了惩罚——1948年，他在纽伦堡后续审判中被判“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不成立，仅因是党卫队成员被判了2年零10个月监禁。出狱后，他在联邦德国继续当他的科学家，研究植物育种。那些参与制定种族灭绝计划的教授们，战后大多继续在高校和研究所里安安稳稳地工作。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德国研究联合会才开始对自己的这段历史进行批判性研究。

韦策尔的备忘录直到1957年才被发现。在这之前，人们对东方总计划的了解相当有限。正是这份备忘录，让学者们得以重构出计划的大致轮廓。

回顾东方总计划这段历史，有几个点让我感触特别深。

第一，这不是一群暴徒的随机暴行，这是一份由大学教授、农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共同起草的、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的、有预算有进度表的系统性计划。

第二，学术机构、科研经费、专家学者深度参与了种族灭绝的策划——德国研究联合会投的钱，柏林大学教授写的方案，这些事实让人不得不思考学术与权力、知识与罪恶之间的关系。

第三，计划的规模之大令人窒息——几千万人的驱逐、几千万人的死亡，在纳粹的策划者眼中只是纸上的数字。第四，战后大部分参与者都逃脱了惩罚，他们的学术生涯继续，他们的罪行被掩盖，他们的档案被销毁。

历史学家诺曼·内马克在《剑桥世界种族灭绝史》中写道：

“如果那种可怕的假设情境——纳粹的胜利——真的发生，那么不仅是苏联士兵，连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也必将遭到与波兰人同样的命运，在文化和民族意义上被彻底消灭。针对这些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动将会被完成。”

东方总计划告诉我们，种族灭绝不是野兽的专利，它可以是穿着西装、戴着眼镜、拿着教鞭的教授们在灯光下精心设计的方案。

它提醒我们，文明的外衣之下，理性的工具可以被用来为最不理性的仇恨服务。

它也提醒我们，那些看似“客观”的科学研究、那些看似“中立”的学术规划，一旦与种族主义的权力结合，可以释放出多么巨大的毁灭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