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李达被开除党籍，卧病在床之际，他曾写信恳求毛主席：恳求您救我一命吧！

1966年8月24日，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76岁的李达于普通病房溘然长逝。床头铭牌仅标注"李鬼"或"李三"等化名，部分记录显示铭牌刻有"李鬼"，另据档案记载实为"李三"。

铭牌上的"李鬼"二字，较之生命终点更深刻时代烙印。

病房里缺少正常的医疗照料，甚至有人要求停止用药。曾经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主持武汉大学多年的李达，就这样被隔离在身份之外，成了一个必须被隐藏的人。

而就在去世前一个多月，他还亲笔写过一张纸条，托人转交毛泽东。纸条上的话很短：“主席，请救我一命！”

这绝非空洞的辩解。

彼时李达已病入膏肓，血压危象频发，气喘频作，生命垂危在即。更令其惶恐的是持续升级的审查迫害与逼其认罪悔过，他深知自己正面临难以逾越的生命终点。

引人注目的是，李达一生最为鲜明的特质，便是“绝不将错误视为正确”。这一品格不仅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关键人物，亦在特殊时期为他带来了沉重的代价。

1890年10月2日，李达出生于湖南零陵佃农家庭。虽家境贫寒却未阻断其求学之路，少年时以聪颖勤学得以继续学业，后进入京师优级师范求学。1913年更以官费生资格赴日留学。

最初研习理科专业。

转折点始于俄国十月革命及随后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1918年日政府与段祺瑞政府密签军事同盟条约，引发在日中国留学生抗议浪潮。李达积极参与组织留日学生回国请愿运动，然收效甚微。

此次挫败让他深刻领悟到，仅凭请愿与呼号，难以撼动国家长期积贫积弱的现状。归国之后，他逐步摒弃了原先的专业轨迹，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之中。

这一转变，奠定了他此后数十年人生道路的基石。

1920年8月，李达从日本回到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参与早期党组织活动。同年，他创办并主编《共产党》月刊。这份刊物篇幅不大，影响却不小，它第一次较为明确地向中国社会介绍了共产党的主张，也让“共产党”这个名称在国内知识界获得了更清晰的政治含义。

毛泽东后来评价这份刊物，称其“旗帜鲜明”。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李达承担了大量具体工作，包括会议筹备、文件起草以及代表联络等。会议在上海举行期间，因受到搜查影响，代表们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关于住处、会址和转移细节，李达的夫人王会悟也做了重要安排。

这些工作虽不显赫，却至关重要。

在同一时期，李达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此后，他着手创立人民出版社，致力于出版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于这样一个成立不久、力量薄弱的政党来说，理论的传播并非仅仅是装饰，更是组织建设不可或缺的一环。

1922年，李达应毛泽东邀请前往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这里既是学校，也是传播新思想、培养革命骨干的重要场所。何叔衡、李维汉、夏明翰以及毛泽民、毛泽覃等人，都曾在这里学习或工作。

但政治之路并非总能顺应个人意志而前行。

1923年，李达在国共合作策略上与陈独秀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在经过一番争论后，他选择了离开党组织。多年之后，李达将这一事件称为自己人生中“最严重、最不可原谅的错误”。

这句话绝非空洞的应景之谈。

脱离组织后，他既未背弃马克思主义信仰，仍持续投身学术研究与教育实践。二十余年间，其足迹遍及上海、湖南、广西等地高校，在艰苦环境中坚持讲授哲学、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抗战全面爆发后，仍以著述授业方式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

1937年5月，《社会学大纲》沪上付梓。该著作系统阐释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以本土化语言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堪称抗战初期中国学界开宗明义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标志性学术成果。

毛泽东读到这本书后，留下了大量批注，并称它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这份评价，说明李达在理论领域的分量，也说明毛泽东一直关注这位早期同志。

1948年11月，毛泽东通过中共华南局向李达传话，用了一种颇为形象的说法：“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来参与经营。”

信函之意昭然若揭：革命行将迎来全国性的辉煌胜利，热切期望李达同志重返党的行列。

1949年5月，李达前往北平。同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刘少奇介绍下，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离开二十多年后重新归队，这段经历在党内并不寻常，也使李达对自己的过去始终带有一种深切的自我检视。

新中国成立之际，李达同志曾先后担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及湖南大学校长之职。1953年2月23日，他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并连续担任此职务长达十三年半之久，成为武汉大学历史上任期较长的校长之一。

在武汉大学任职期间，李达同志并非仅仅局限于处理行政事务。

他高度重视基础学科的发展，关怀教师团队的建设，并对教学与科研工作亲力亲为。哲学研究是他学术生涯的基石，而对于学校的学术氛围和人才培养，他也给予了极高的重视。在中国哲学会、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等众多机构中，亦可见其辛勤工作的足迹。

1956年7月，李达在武昌东湖宾馆见到毛泽东。谈话时，毛泽东把他比作《水浒传》中的“黑旋风”李逵，说李达既有李逵的大义和勇气，又比李逵多了一样“大智”，还称他是“理论界的鲁迅”。

此评价不仅洋溢着赞许之情，更深刻地勾勒出李达性格的轮廓。

他敢讲。

回溯至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湖北部分地区流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等口号。武汉大学师生对此展开调查后，李达指出，此类言论混淆了主观意愿与客观规律，过分夸大了人的热情在改变现实中的作用，实乃主观主义思想的体现。

他把自己的看法反映给毛泽东，并就此发生争论。

据回忆资料记载，李达曾言：“客观规律并非口号所能改变，这种观点缺乏科学性。”

毛泽东没有因此疏远他，反而在一些问题上承认李达的意见有道理。这样的相处方式，说明两人之间既有革命友谊，也存在理论争辩。

1961年夏秋之际，李达在庐山再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希望他把《社会学大纲》重新整理，并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李达身体已经不好，回到武汉大学后，仍投入大量时间修改书稿。

他对学术文本的严谨度要求极高。

一个概念是否准确，一句话是否会造成误解，他都不轻易放过。1965年以后，报刊上频繁出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这样的说法。李达对此十分警惕，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使用“顶峰”一词，容易把一个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说成已经到达终点。

1966年3月4日，当他在审阅助手整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提纲时，再次遇到了相似的表述，情绪顿时变得异常激动。

他问：“什么叫顶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要发展了？”

面对助手的警示，李达坚定地回应道：“这种说法并不符合科学原理，无论出自何人之口，皆应如此看待。”

此言一出，李达的境遇急转直下。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打击：助教被迫撰写揭发材料，长期照看他的保姆被调离，电话线被切断，外界信件也无法顺利送达。不久后，中共中南局和湖北省委将他列为批判的对象，给他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

关于毛泽东是否同意批判李达，后来有不同回忆材料。时任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的王任重曾回忆，他就此请示过毛泽东。毛泽东后来表示可以在校内批判，但不要点名，也不要公开扩大，并提出要有所照顾。

然而，实际执行并未严格遵循这些限制性规定。

1966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活动期间，李达身边的人曾劝他去见毛泽东，说明自己的情况。李达却说，自己现在这个样子，恐怕对方也不会见。

7月18日，他未能离开病房。

7月19日，湖北省委正式作出决议，开除李达的党籍，指控其为混入党内的地主阶级分子。当天，李达的血压和尿糖水平均急剧上升，其健康状况已极度危险。面对逼迫他坦白交代、屈服认错的压力，他并未屈服。

他向看守人员表示：“我已无法渡过此关，命不久矣，宁愿抗争至死。”

接着，他又向妻子石曼华恳求：“请你去东湖，给毛主席送封信，救我一条命。”

石曼华回应道：“每当外出采购，总有人尾随其后，如此一来，我又怎能顺利送出呢？”

李达明白，靠家人很难把信送到毛泽东手中，于是转而请求一名看守帮忙。他说自己76岁了，随时可能发生脑溢血，只希望对方帮忙把信转交出去。

毛笔蘸上墨水。

他在信纸上写下：“主席：请救我一命！”同时说明自己已经写了坦白材料，请毛泽东向武汉大学教育革命工作队查阅。

信封上清晰地标明：“谨呈毛主席，武汉大学李达先生”。

这封信没有直接送到东湖宾馆，而是先交给了武汉大学工作队。7月29日，工作人员更换信封后，以机要邮件方式寄往北京。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武汉，信的递送因此又耽搁了一段时间。

8月10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看到了这张纸条。他用粗红铅笔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

陶铸随即签署批示，指示将信件转交王任重处理。

批示返回武汉后，李达终于得到了允许前往医院的许可。然而，这份姗姗来迟的许可并未真正扭转局势。在此之前的持续批判已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而医疗条件也未得到充分的保障。

8月13日，李达在参加一场大规模的批判会议后突然倒地，口吐鲜血，陷入昏迷。医生建议将其送往医院，但一度未能获得批准。直至8月22日，他方才被送至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接受治疗。

此刻，他高烧不退，血压持续下降，大小便已无法自控，身体几近崩溃边缘。医院将他安置于普通病房，隐去真实姓名，甚至床头并未悬挂其化名。

临终之际，李达依旧坚信问题终将得到解决。他向身边的人表示，待这场风波平息之后，他计划前往北京向毛主席亲自申诉。

然而，他终究未能等到那日到来。

1966年8月24日，李达于武汉离世，享年76载。他留下的最后一丝牵挂，仍旧是对那部未竟的哲学教材。据回忆，他在临终前还叮嘱妻子转告学术助手陶德麟，希望他能完成教材上卷的修订，并着手编写下卷。

这并非寻常的遗言。

自党组织初创之始，直至晚年陷入学术论争，李达始终将理论的严谨性与政治责任感视为至高无上。1923年的离党，是他心中长久萦绕的自责往事；1949年的重新入党，标志着他重返革命行列的关键转折；而1966年的悲剧，则是在一场极端复杂且秩序尽失的历史灾难中不幸发生。

1971年，毛泽东在南方谈话时曾提到“顶峰”等说法，认为有些表述过了头，并表示李达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正确的。

该言论传出之后，李达所承受的政治压力逐渐缓解。

1974年1月13日，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的追悼大会。1980年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相关决定，为李达平反，并恢复其党籍。1996年9月12日，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批准下，李达的骨灰被迁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