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T临床试验受试者死亡，易慕峰董事面对记者情绪失控

电话那头，公司董事留下一句"滚开，烦不烦啊"，电话这头，一位失去丈夫的妻子要的是一个交代。

2026年9月2日，时代周报记者就一桩临床试验受试者死亡事件致电深圳易慕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李佳昕，得到的就是这样的回应。

一位49岁晚期癌症患者，在输注试验药物约7小时后脑出血、苦撑近两个月离世，

比死亡更刺痛公众的，是企业面对这条生命的态度

。

事情要从一通电话说起。

2026年9月2日，时代周报记者拨通了易慕峰董事李佳昕的电话，想核实一桩临床试验受试者死亡事件。电话那头留下的是一句

"滚开，烦不烦啊！"

这段回应被报道后，迅速引发舆论震动。

电话的另一端，是一个真正在等答案的人。

死者妻子程女士反复追问，丈夫从入组到离世到底经历了什么。"该给我个交代！"一边是董事的呵斥，一边是丧亲家属的追问，两句话撞在一起，构成了整个事件最刺眼的开场。

逝者属于占某，报道中使用的化名。49岁，晚期胃食管结合部腺癌，前期手术加多轮化疗后病情一度平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入组了前沿细胞疗法IMC002的

注册性三期临床试验

，这是药物上市前最关键的试验阶段。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试药把人治死了，企业还这么横"，情绪可以理解。但越是这样的公共事件，越需要把两件事分开看：一件是

临床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药物和死亡有没有因果关系

，另一件是企业在死亡发生后是怎么回应的。前者交给科学鉴定，后者是企业当下就必须面对的伦理考题。

先把这55天的时间线还原清楚。

时间回到2026年3月2日。

占某在上海长海医院入组了易慕峰核心在研产品IMC002的注册性三期临床，这款产品属于CAR-T细胞免疫疗法，是肿瘤治疗领域最受关注的前沿方向之一。入组前，他经历了规范的知情同意流程。

按CAR-T治疗的标准流程，患者在回输改造后的细胞之前，先要接受"清淋化疗"，为新细胞在体内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占某按方案完成了这一步，随后开始输注试验药物。

然而就在输注开始约7小时后，意外发生了。

占某突发

双侧硬膜下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并出现脑疝

，非常凶险的颅内出血。医院紧急开颅手术，随后转入重症监护室。从抱着希望入组的晚期患者，到躺在ICU里的危重病人，转折快得让家属难以接受。

此后的近两个月，占某一直在ICU与病情搏斗，但最终在

2026年4月26日离世

。从入组到离世，前后约55天，不到两个月。一个把临床试验当作最后希望的家庭，从期待走到了丧亲。

需要厘清的是，"输注后7小时发病"在时间上先后发生，不等于发病就是药物导致。颅内出血可能与患者自身基础状况、肿瘤病情、清淋化疗等多种因素有关，

真正的因果关系，必须依靠独立、专业的医学鉴定

。

对家属而言，最需要的是企业和医院及时、透明的说明。可她们等到的公开回应之一，却是董事在电话里的呵斥。而这通电话的时点，恰好卡在企业一个异常敏感的阶段。

把企业这一侧的时间线也排出来，几个节点挨得异常近。

头一个是上市进程。就在董事呵斥记者约15天前，

易慕峰刚刚第二次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

，正处在冲刺资本市场的关键窗口期。

第二个是经营底色。这是一家还没有产品上市的创新生物科技公司，前沿细胞疗法研发周期长、投入巨大，

两年半累计亏损约2.95亿元

，高度依赖融资和资本市场输血。

第三个是创始团队。创始人是一位85后复旦女博士，典型的科学家创业，高学历、强专业。这样的团队本应最懂临床试验的风险属性，也最该懂得如何专业地面对试验中的不幸。

第四个节点最具反讽意味。2026年7月，事件发生大约两个月前，

公司董事长刚签署了一份行业《坚守科研伦理自律书》

。文件里写着对科研伦理、受试者权益的承诺，字面的"伦理"墨迹未干，电话里的"滚开"就传了出来。

把这四个节点连起来看，矛盾感格外强烈：一边是招股书里严谨的风险披露、镜头前签署的伦理承诺，一边是一条生命逝去后董事对记者和家属的粗暴推开。

文件上的郑重和现实中的失态，形成了公众最难以接受的落差

。

不过，在批评企业回应之前，必须先把一个科学问题讲公允，否则讨论就会滑向"人死了就一定是药的错"的情绪审判。

头一句公道话要讲给科学。

CAR-T是人类对抗血液肿瘤乃至部分实体瘤的重大突破，已有多款产品在全球获批、救回了许多原本无药可治的患者，它代表的是真实的医学进步，不能因为一起事件就被污名化。

第二句公道话要讲给临床试验本身。

注册性三期临床，入组的往往是常规手术、放疗、化疗都试过、效果有限甚至走投无路的晚期患者。他们本就病情重、身体基础差，试验天然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出现严重不良事件甚至死亡，在高风险前沿试验中并非绝无可能。

第三句公道话要讲给因果判断。"受试者在试验期间死亡"和"试验药物导致死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结论。前者是事实，后者需要独立的医学鉴定、数据监查和伦理审查来判定。

在结论出来之前，任何一方都不能替鉴定下判断

，可能与药物有关，也可能与基础病、并发症、联合用药有关。

还要把董事个人和公司产品分开。李佳昕在电话里失当，是风险沟通和个人态度问题，却不能反过来证明IMC002一定有问题。"态度恶劣"和"药物有害"是两笔账，不能因为前一笔给后一笔直接定罪。

正是出于这个道理，理性的公共讨论应当给创新留出试错空间。前沿医药的进步，本来就是在一次次规范的试验、一次次对不良事件的严肃复盘里走出来的。如果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临床死亡都当成"害命"，最终受损的是未来无数等待新药的患者。

科学的公道讲足之后，问题变得更聚焦了：既然死亡本身是高风险行业可能发生的事，为什么这起事件还是引爆了这么大的愤怒？答案不在ICU，而在企业面对坏消息时的那套反应。

创新药试验出现死亡，公众未必不能理解。

真正击穿信任的，是企业在一条生命面前的躲闪与呵斥

。"滚开，烦不烦啊"这句话的杀伤力，甚至超过了死亡事件本身。

站在家属角度想，丈夫输注后约7小时脑出血、在ICU苦撑近两个月离世，她们想弄清楚的无非是：用了什么方案、出现了什么反应、后续鉴定怎么安排。这些都是正当权利，得到的却是董事的不耐烦。

站在记者角度看，媒体就涉及受试者安全的临床试验进行采访，是在履行监督职责。企业可以"暂不便透露细节"，但规范的做法是说明流程、告知节点，而不是用一句呵斥把人推开。

更刺眼的是时间线对照。约15天前刚二度递表、两个月前刚签下伦理自律书，越是在需要向资本市场证明"规范、负责"的当口，粗暴回应就越显得自相矛盾。

文件里的"伦理"是写给投资者看的，电话里的态度才是真实本能

。

也要理解企业的现实难处。死因尚未鉴定、上市敏感期，公司确实担心一句话被断章取义，谨慎甚至慌乱有可理解之处。但谨慎不等于冷漠，正确的做法是公布处置经过、说明独立鉴定安排、表达对家属的哀悼，把"怕被误读"变成"主动说清"。

把视野拉到整个行业，中国创新药正处在密集出海、未盈利生物科技公司扎堆赴港上市的浪潮里。资本市场看管线、看数据，而公众和患者更看一件朴素的事——

一条人命被如何对待

。技术可以试错，伦理和沟通不能失分。

06 伦理不在签字镜头里

一家药企真正的伦理底线，不在签署自律书的镜头和措辞漂亮的招股书里。

它藏在坏消息敲门的那通电话里。

临床试验的风险可以被科学地管理、被独立地鉴定、被制度地救济。受试者有知情同意、有保险、有伦理委员会，这些机制存在的意义就是承认风险、为风险负责。但再完善的制度，也需要企业在不幸发生时拿出匹配的态度，制度是冷的，回应必须是有温度的。

对易慕峰而言，药物与死亡之间到底有没有因果，要等专业鉴定给出结论。但董事呵斥记者、家属难获交代这一幕，已经独立地构成了一次风险沟通的失败，不需要等鉴定，就值得企业反省。

对整个创新药行业，这是一记提醒。冲刺上市、拼管线的同时，"受试者权益优先、坏消息透明、对家属有温度"应当成为和技术同等重要的能力。

招股说明书的"风险因素"章节密密麻麻印着各种专业风险，却没有一条教企业如何面对一位失去丈夫的妻子。

真正的风险披露，从来不只是写给投资者看的，它要对得起的，是每一个把最后希望交给试验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