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张病床到独立专科，高立达如何在无CT的年代搭建神经外科？

1956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专业组正式挂牌成立，这是西南地区第一个神经外科专业组。刚刚毕业留院不足一年的高立达，被分配作为这支队伍最早的基层建设者之一。接手的第一个任务，没有CT，没有MRI，没有高清手术显微镜，甚至连一把像样的精细止血钳都没有。

当时能用上的止血工具，是手术室里一台不时会击穿术者手套的电烙器，照明则靠一顶昏暗的头灯。

“那时没有CT和MRI等诊断工具，也没有精细的止血工具，更没有高清手术显微镜。先辈们依靠详细的病史采集，全面的体格检查以及脑血管造影来间接判断病情，用不时会击穿术者手套的电烙器止血，用昏暗的头灯来进行术区深部照明。”

这不是临时凑合着做一台手术的问题。高立达面对的，是持续、稳定地把一个神经外科专科从零搭建起来的问题——建组之初，整个专业组只有3张病床。他要做的，不是一次性的“创造条件”，而是一整套能持续运转的诊疗体系。

大多数人对神经外科的想象，起点是“先拍个片子”。但在1956年的华西，这一步不存在。团队能依赖的，只有三样东西：详细的病史采集、全面的体格检查，以及脑血管造影。

这意味着，医生必须通过患者的症状描述、神经系统查体发现，配合造影显示的血管走形变化，在脑子里拼出一张颅内病变的“地图”。这块病灶在哪个功能区、压迫了哪根神经、与周围血管是什么关系——这些今天CT一扫就能回答的问题，当年全靠医生对人体解剖结构的理解去推导。

华西医院官网的记载印证了这套方法的有效性：在那个“科技领域几乎处于与外部世界隔绝，极为艰难的环境中”，高立达和同事们依托这套诊断体系，在3张病床的基础上，完成了鞍区占位、颅脑损伤等复杂病例的救治。

高立达亲笔书写的完整鞍区占位手术原始记录，至今保存在华西院史档案中。他完成的巨大脑膜瘤摘除等高难度手术，后来被收录为全国神经外科学术演讲的示范范本。

诊断路径走通了，问题接踵而至：能确诊，不代表能安全地做手术。当时外部技术交流几乎完全隔绝，从精细止血器械到专用开颅器材，再到适配的医用高分子耗材，全部无法通过进口获取。

高立达的应对方式，是直接切入研发环节。他首先针对开颅手术中最基础也最关键的颅骨钻孔环节，研发专用器械，目标是提升操作的稳定性与精准度。同时，他同步推进了两条自研路线：医用高分子材料的研制与应用，以及皮层电极的研发。

对今天的年轻医生来说，做高分子材料、研发皮层电极，听起来和临床工作距离很远。但在那个年代，这恰恰是把一台开颅手术做下来的必要前提。

高立达的学术路径，正是由这个现实驱动的——他长期致力于颅脑损伤机理、高分子材料研制与应用、皮层电极研发及癫痫外科治疗等方向的系统研究，所有成果都直接服务于临床缺口的填补。

这些自研成果后续获得了部级一等奖、三等奖，以及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等多个批次的官方认可。它们不只是在实验室里完成了论文，而是实实在在地解决了“没有专用器械耗材就无法持续开展开颅手术”的核心卡脖子问题。

诊断体系能用了，手术工具自己造了，接下来要做的是把经验沉淀成规范，把技术传给下一批人。

高立达团队依托前期积累的大量临床病例和自研器械的使用经验，逐步形成了适配本土条件的神经外科救治路径。后来，他受邀在王忠诚院士主编的国内权威《神经外科学》专著中，独立撰写“颅脑损伤”章节，将华西的无CT条件下救治经验向全国推广。

在人才培养上，高立达走了一条阶梯式路径：从助教、讲师、副教授，到教授，他培养了40余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其中多人后来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

1970年代，他又带领团队率先在西南地区开展药物难治性癫痫的外科切除治疗尝试，自研的皮层电极支撑了术中定位需求，为华西神经外科的功能亚专业奠定了基础。

1984年，华西神经外科从专业组正式独立为专科，时年53岁的高立达出任首任科主任。从1956年3张病床起步，到这一刻，整套无CT条件下的诊疗体系搭建任务，用了28年走完。今天，华西神经外科年开颅手术量已逾万台，而高立达是这段历程从头到尾的亲历者。

2018年，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授予高立达终身成就奖。

这个奖项背后的潜台词是：在那个外部技术交流几乎隔绝、进口器材全部断供的年代，他走通了一条当时唯一可行的路——用传统诊断方法替代影像设备，用全链条自研替代进口耗材，从零建立了一个能独立运转的神经外科专科。

这条路后来没有再被复制过。1980年代CT设备引入国内后，所有新建神经外科都走了“先配置核心硬件、再开展复杂手术”的标准流程，全链条自研只能作为特殊历史阶段西部从零落地时的一次极限尝试。

它要求创始团队有极深厚的神经解剖功底、数十年体征判读积累，以及配套的跨学科研发能力——这些条件，几乎只有华西这类顶级综合院校附属医院在当时能同时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