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点时丈夫出轨后爬上床，我平静开口问“你初恋家不让你住了？”他瞬间慌乱想解释，我悄悄打点行装错身出门连夜出国

免责声明：本文为虚构故事，请读者朋友注意辨别，理智思考。

7点时丈夫出轨后爬上床，我平静开口问“你初恋家不让你住了？”他瞬间慌乱想解释，我悄悄打点行装错身出门连夜出国

“周岚，你老公昨晚搂着个女的进酒店，你手机没炸吗？”闺蜜林薇坐在我对面，指甲掐进咖啡杯沿，杯里的拉花已经晃散了。手机屏幕亮着，是她刚甩过来的监控截图，像素很糊，但那个背影我认了七年。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抽了张纸巾擦手：“炸了。我调的监控，三小时前看的。”

林薇噎住了，嘴张着，像一条缺氧的鱼。

我是做动态捕捉的。这行当说白了，就是把人变成数据。你抬手、转身、皱眉，我都能在三维坐标系里给你复刻出来。我太擅长辨认“人”了——不是脸，是骨骼走向，是肌肉牵动的习惯序列。

所以昨晚两点十七分，当陈屿带着一身陌生的香水味摸黑爬上床，手臂习惯性地从背后环过来时，我闭着眼，已经在他肩胛骨的位移轨迹里读出了一条不属于我的曲线。

他没说话。他以为我睡了。

我也没说话。我在等天亮。

“你打算怎么办？”林薇压低声音，像在密谋什么大事。

我把咖啡喝完，站起来拿外套：“我买了晚上十一点的机票，去温哥华。那边有个实验室在招动态捕捉工程师，薪酬翻三倍，上个月就发offer了。”

“那陈屿——”

“他昨晚不是搂着人进酒店了吗？”我拉上外套拉链，回头看她一眼，“今天早上七点零三分，他那个初恋——叫宋瑶对吧——给他发了条微信，说‘昨晚谢谢，你老婆没发现吧’。”

林薇的脸白了。

我笑了一下：“他回了个‘嗯’。”

我到家的时候，陈屿正坐在客厅沙发上，头发还是湿的，电视开着，播的是早间新闻，音量很小。茶几上摆着我昨天做的那盘糖醋排骨，还剩大半，筷子横在碗上，像是吃到一半被人叫走了。

他看见我进门，愣了一下：“这么早去哪了？”

“买咖啡。”我把包挂好，换鞋，“你昨晚几点回来的？我睡沉了，没听见动静。”

他的喉结动了一下。我认识陈屿十二年，结婚五年，他撒谎的时候，喉结会先往左偏再复位，比眨眼还快。

“十二点多吧，”他说，“跟客户应酬，喝了不少。”

“嗯。”我走进厨房，拧开水龙头洗杯子，“客户姓宋？”

身后安静了三秒。

然后他站起来，拖鞋在地板上发出粘腻的声响：“周岚，你什么意思？”

我关掉水，转过身，靠在灶台边上，毛巾搭在肩头。客厅的光打在他脸上，他额角有一道很浅的指甲印，不仔细看看不见。但我做这行的，最擅长的就是不仔细看也能看见。

“我说错了吗？”我看着他的眼睛，“你初恋家不让你住了？”

他的瞳孔缩了一下。那个瞬间，我知道他脑子里至少有十套说辞在同时运转，他向来反应快，当年追我的时候也是这样，无论我出什么难题，他三秒之内必有回应。

但这次他没有。

他张开嘴又合上，手攥着沙发靠垫，指节泛白。电视里的新闻切到了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

“周岚，”他终于开口，声音哑了，“你听我解释——”

“你解释。”我点点头，把毛巾从肩上拿下来，叠好，放回架子上，“我听着。”

他又卡住了。因为他解释不了，那条微信是凌晨三点多发来的，他早上七点回的“嗯”，那时候我就在他旁边躺着，他以为我还没醒。

“她……她最近离婚了，情绪不好，就找我喝了顿酒，”他的句子开始断档，“我送她回酒店，什么都没——”

“陈屿。”我叫了他的名字，声音不大，他停住了。

“你衬衫第二颗扣子，”我说，“线头是崩开的。你昨晚送她回酒店的时候，她拽了你一把，对吧？右手边，力道朝下，大概在胸口这个位置。”

我把手按在自己左胸，比了个高度。

他的脸彻底白了。

“你……”他退了一步，小腿撞上茶几，糖醋排骨的盘子晃了一下，“你怎么……”

我没回答。我转身进了卧室。

行李箱是昨晚就收拾好的，放在衣柜最里面，用两件羽绒服挡着。我拉出来，把最后几件贴身的衣服塞进去，拉上拉链。护照和offer信在夹层里，我摸了一遍确认都在。

陈屿跟进来的时候，我正把结婚照从墙上取下来。

“周岚！”他的手攥住我手腕，力气很大，“你到底——”

“松手。”我说。

他没松。

我低头看了一眼他扣在我腕上的手指，然后抬眼看他。他没穿外套，家居服的领口歪着，头发半干不干地耷在额前，三十四岁的男人，眼尾已经有些细纹了。这张脸我看了七年，睡觉的时候看，醒来的时候看，无数次从数据模型里把他拆解成三千个点云再重新拼回去。

“陈屿，”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平，“你当年追我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愣住。

“你说，”我慢慢把手抽出来，“‘我这辈子最怕的，不是穷，不是输，是有一天你看着我的时候，眼睛是空的。’”

他松了手。

我把结婚照放进行李箱侧袋里，拉上外层拉链。

“现在我的眼睛是空的吗？”我问他。

他站在卧室门口，嘴唇在抖，没说话。

我拉着行李箱走过他身边，错身的时候，他伸手挡了一下门框。我停住，侧过脸看他。他的眼眶有点红，鼻翼翕动，像个被人从梦里摇醒的小孩。

“周岚，”他说，声音很轻，“你能不能……不走？”

“不能。”我说，“七点零三分的时候，你回她那个‘嗯’的时候，你就该知道我不能了。”

我推开门，行李箱的轮子碾过门槛。

外面在下雨。我站在楼道里，把外套帽子扣上，掏出手机叫了辆去机场的车。等车的时候，我翻了翻相册，最后一张照片是昨晚做的糖醋排骨，摆盘很好看，陈屿拿筷子夹了一块，我抓拍的，他笑的时候眼睛会眯成一条缝。

我点了删除。

然后我关了机，把手机塞进口袋。

车来了。我弯腰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坐到后座，报了机场。司机是个中年男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姑娘，出差啊？”

我看着窗外，雨刮器一左一右地摆，雨水顺着玻璃淌下来，把整座城市的轮廓都模糊了。

“不是，”我说，“搬家。”

车启动的时候，手机在口袋里嗡了一下。我没掏出来看，只是把头靠在车窗上。

温哥华的offer信上说，实验室楼顶有个天台，能看到海。

我没去过温哥华。

但我忽然很想去看看那片海。

车上了高速，雨越下越大。我把帽子摘下来，车窗上起了一层薄雾，我用指节划了一道，划开一小块清晰的世界，路灯一盏一盏往后跑。

手机又嗡了一声。

然后是第三声，第四声，间隔越来越短。

我把手机掏出来，屏幕上是陈屿的对话框，一串未读消息，最后一条是一段七秒的语音。我没点开，拇指悬在屏幕上停了两秒，然后把他的对话窗左滑，点了“不显示”。

不是删除。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删。

七年的聊天记录，从“你好，我是市场部的陈屿”到“周岚我今晚加班别等我了”，三千多个日夜被压缩成屏幕底下一行浅灰色的小字。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三秒钟，然后把手机翻过去扣在腿上。

窗外的雨声填满了车厢。

到机场的时候九点刚过。我拖着行李箱进了航站楼，值机柜台前排着不长的队。我把护照和offer信拿出来又看了一遍，电子签是两周前批下来的，落款日期那天正好是我们结婚纪念日。

那天陈屿下班带了一束玫瑰回来，插在餐桌的花瓶里，陪我吃了顿饭。吃完饭他洗碗，我靠在厨房门边上看他背影，忽然说：“陈屿，你想过换个城市生活吗？”

他回头，手上还沾着洗洁精泡沫：“换哪儿？”

“随便，远一点的地方。”

他笑了一下，把盘子放进碗架：“算了吧，我这工作还指着这边的关系网呢。再说咱们房子都买了，折腾什么？”

我当时没再说什么。那天晚上他洗完碗回书房打游戏，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把温哥华那个实验室的官网从头翻到了尾。

“女士？女士？”

值机柜员的声音把我拉回来。我回过神，把护照递过去，对方看了一眼名字，又看了一眼系统里的信息。

“周岚女士，您这个航班是十一点二十五的，现在值机还有点早，”她笑了笑，声音礼貌得恰到好处，“您要不要先去吃点东西？A区那边有家面馆不错。”

“好，谢谢。”

我拉着行李箱往A区走，走到面馆门口又停住了。玻璃门上贴着一张手写的菜单，字迹潦草，红烧牛肉面下面画了两道红线。我忽然想起陈屿第一次带我来机场，是六年前，我们刚领完证，他非要拉我去厦门度蜜月，说海边的日出特别好看。那天他也带我来这家面馆吃了碗面，两碗红烧牛肉，他把自己碗里的牛肉全夹到我碗里，说“你多吃点，坐飞机容易饿”。

我最后还是没进面馆，转身去了星巴克，买了一杯美式，坐在靠窗的位置上。

手机又亮了。

这次不是陈屿。

是林薇。

我接起来，还没来得及说话，她在那头气都没喘匀：“周岚！你把陈屿拉黑了？他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问我你去哪儿了，我说不知道，他急得跟什么似的——”

“我没拉黑。”我说。

“那你回他一个行吗？他打了我八个电话了，我手机都快被他打没电了。”

我喝了一口咖啡，苦得舌尖发麻：“他给你打八个电话，他给我发了三十七条消息。你觉得我该回哪个？”

林薇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叹了口气：“……行。那你到机场了？”

“到了，等登机。”

“你真要走了？就这么走了？”

“不然呢？”我看着窗外，停机坪上的地勤车在雨中穿行，红色的小灯一闪一闪，“林薇，你不是也看见那张截图了吗。”

“我是看见了，”她的声音低下去，“可是周岚，你们七年了。你就……不去找他当面说清楚？”

我把咖啡杯放下，杯底磕在桌面上发出一声闷响：“我今天早上跟他说清楚了。”

“他说什么？”

“他让我别走。”

“那你怎么说的？”

我看着玻璃窗上自己模糊的倒影，头发有点乱，眼眶底下有一圈淡淡的青色。昨天一夜没睡，凌晨三点看到那条微信的时候，我坐在床边上看了将近两个小时的天花板，数那些细小的裂纹，一共十七道。

“我说不能。”我回答林薇。

电话那头又安静了。

过了好一会儿，她轻声说：“那你到了那边……照顾好自己。”

“嗯。”

“周岚。”

“嗯？”

“你真能放下吗？”

我把手机换到另一只耳朵，咖啡的热气在冷气里升起来又散掉。我动了动嘴唇，想说“能”，但这个字在舌头上滚了一圈，没出来。

“……我不知道。”我说。

挂了电话之后我在星巴克坐了四十分钟，喝完了一杯美式，又续了一杯热巧克力。十点半的时候手机弹出一条推送，是航班值机提醒。我站起来，把杯子丢进垃圾桶，拖着行李箱往值机柜台走。

经过一面落地玻璃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玻璃反光里，我看见自己身后十几米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穿深灰色外套的男人。他站在一根柱子旁边，头发被雨打湿了一半贴在额头上，肩膀微微起伏着，像跑过来的。

他手里攥着手机，屏幕亮着，上面是我的号码。

我没回头。

我拉紧行李箱的拉杆，步子没停，拐过了那根柱子。

玻璃反光里那个影子就不见了。

我走到值机柜台前，把护照递进去。柜员接过去操作的时候，我侧过头，看了一眼航站楼入口的方向。

雨还在下。自动门开开合合，有人进来，有人出去，穿灰外套的男人没有追过来。

我转回头，柜员把登机牌递给我：“周女士，登机口在B27，祝您旅途愉快。”

我接过登机牌。

上面印着目的地：温哥华。

我攥着那张薄薄的纸片，指腹压过那三个字，走了。

登机口在B27，走过去要经过一条长长的通道，两边的广告灯箱亮着白光，照得地面反光。我拖行李箱的轮子压过拼接的地砖，咔哒咔哒的声音在一片安静里格外清晰。

这趟航班人不多，候机区稀稀拉拉坐着十几个人，有人在低头看手机，有人靠在椅背上打盹。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行李箱立在腿边，隔着玻璃能看到我们那架飞机停在廊桥边上，机身上的航徽被雨水洗得发亮。

登机广播响起的时候，我站起来排队。

排在前面的是一个带小孩的妈妈，小姑娘大概四五岁，扎着两个小揪揪，手里攥着一个毛绒兔子，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对她笑了一下，她害羞地把脸藏进妈妈腿后面。

我忽然想起来，我跟陈屿说过不要孩子。他说好。他妈催了几次，他每次都替我挡回去，说周岚事业刚起步，再等等。他妈后来不太高兴，有次吃饭的时候当着我的面说，都三十的人了还折腾什么事业，生孩子才是正事。

陈屿当时放下筷子，笑着说了句：“妈，周岚做的那行，三十岁才算刚入行。再说了，她高兴就行。”

他妈当时脸拉下来了，但没再说什么。

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坐在副驾驶，陈屿一只手开车，一只手伸过来握住我的。他说：“你别往心里去。”

我说：“没往心里去。”

他看了我一眼，说：“你嘴上说没往心里去的时候，一般就是往心里去了。”

我没否认。

那时候我以为他懂我。

广播又响了一遍，队伍往前挪了几步。我把登机牌攥在手里，边角被我捏出了褶皱。手机在口袋里安安静静的，从进了候机区开始就再没响过了。我不知道陈屿是放弃了，还是找别的地方去了。

都不重要了。

上飞机的时候，空乘站在舱门口微笑着说了声欢迎登机。我找到座位，是靠窗的位置，把行李箱塞进头顶的行李架，坐下来系好安全带。旁边坐了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英文小说，看到我坐下，朝我点了点头。

飞机滑行的时候，我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脑子里全是画面。陈屿蹲在阳台上给那盆绿萝浇水，陈屿穿着围裙在厨房煎蛋，陈屿凌晨两点加班回来轻手轻脚爬上床怕吵醒我。这些画面像走马灯一样转，转得我太阳穴发紧。

我睁开眼，掏出手机，开了机。

五十多条未读消息。

前面三十七条是陈屿发的，后面是林薇、我妈，还有几条广告推送。我没看陈屿的内容，直接翻到我妈的对话框。她发了两条，第一条是语音，第二条是一段文字，写着：“岚岚，小陈说你出国出差了？去多久？你上次回来拿的厚外套带了吗？那边冷。”

我盯着那段文字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回了一句：“带了。去一段时间，回头跟你说。”

发完我就把手机又关了机，塞回口袋。

飞机开始加速，引擎的声音越来越大，身体被推着往椅背里陷。窗外的雨丝在机翼上拉成一条条细线，然后机场的灯光开始后退，越来越快，越来越模糊，直到整片地面被一团灰白色的云吞没。

飞机拉升的时候，我听见旁边的女人翻了一页书，纸张哗地响了一下。

我转过头，看见窗外的云层破开了一道口子，底下是灰蒙蒙的城市轮廓。我在那道口子里努力辨认了一下——那个方向大概是我们家的位置，六楼，朝南的窗户，阳台上的绿萝应该还活着，因为上周末我刚浇过水。

然后云层合上了，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靠回椅背，眼眶忽然有点发酸。但我没让它掉下来，只是用力眨了两下，然后侧过头，假装在看窗外的云。

十三个小时的航程，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半睡半醒之间。中间吃了两顿飞机餐，味道一般，我扒拉了几口就推开了。旁边的女人中间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跟我闲聊了两句，说她去温哥华看女儿，女儿在那边的大学读计算机。我说我也是过去工作的。

她问做什么工作。

我说做动态捕捉，就是把人的动作转成数据。

她笑了笑，说那你跟你丈夫岂不是异地了。

我顿了一下，然后说：“嗯，分开了。”

她说抱歉，我不知道。

我说没事。

飞机落地的时候是当地时间晚上七点多，温哥华的天还没全黑，天边挂着一层橘红色的薄云。我取完行李走出到达大厅，冷风迎面扑过来，比我想象中冷。

我站在路边，打开手机，连上网络。

消息弹出来的时候，手机在掌心震了一下又一下。我划开屏幕，陈屿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是凌晨三点多，一段很长的话，我扫了一眼，大意是他认错，他后悔，他希望我给他一个机会当面谈。

我没看完，就划走了。

然后我看到林薇在一小时前发了一条：“周岚，陈屿今天去公司请了长假。他说他要去温哥华找你。”

我站在温哥华机场的路边，风灌进外套领口，我把拉链拉到最顶上。

出租车的候车区排着长队，我拖着行李箱走过去，排在队伍末尾。前面是一对年轻情侣，男生搂着女生的肩，女生笑着不知道在说什么。

我低头，给林薇回了一个字：“知道了。”

然后我把手机屏幕按灭，抬头看向远处的天际线。温哥华的天际线比我想象中低，楼不高，疏疏朗朗的，远处隐约能看到一片深色的水面，不知道是不是海。

我忽然觉得，这片海可能比我想象中要大。

大到一个人走进去，就再也遇不见另一个人了。

到住处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实验室帮我租的公寓在城西一栋老楼里，六层，没电梯，我拎着行李箱爬了三层楼，出了一身薄汗。钥匙插进锁孔转动的时候，咔嗒一声，门开了。

公寓不大，一室一厅，家具是宜家的简约款，沙发上有条没拆封的灰色毯子。我站在门口环顾了一圈，然后把行李箱拖进来，关上门。从今往后，这就是我的地方了。

我洗了个澡，换了睡衣，躺在那张陌生的床上。床垫偏硬，枕头是羽毛的，压下去弹不起来，我翻了两下身，睡不着。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屏幕黑着，我看了一眼，伸手把它扣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八点，闹钟响了。我爬起来洗漱换衣服，去实验室报到。

实验室在UBC校园边上，一栋灰色玻璃幕墙的楼，进门要刷卡，前台是个扎马尾的姑娘，看了我的offer信之后笑容很灿烂：“周岚是吧？欢迎欢迎，李教授等你好久了。”

李教授叫李承安，四十出头，戴一副细框眼镜，个子不高但气场很足。他带我逛了一圈实验室，设备很全，动捕棚里几十个红外摄像头嵌在墙上，地上划着标定线，角落里堆着几套紧身衣和数据节点贴片。

“我们最近在做一个项目，把传统戏曲演员的肢体表演数字化，”李教授推开动捕棚的门，指了指棚中央那排架着的高精度摄像机，“京剧、昆曲都有，但有个问题一直没解决——手指的微细动作捕捉精度不够，回放的时候关节衔接有断层。”

我走到标定区中央蹲下来，用手指按了按地板上那块标定板的边缘：“你们用的算法是基于骨骼点云拓扑重建的？”

“对。”

“那肯定不行。”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传统戏曲的手指动作是带韵味的，每个指尖的弧度、转动角度、屈伸时序都有规定。用拓扑重建只能还原轨迹，还原不了‘呼吸’。”

李教授推了推眼镜，看着我笑了一下：“所以我才把你招进来。你在国内做的那些舞蹈动捕项目我看了，手指关节的还原度比我们高出一截。”

“方法不一样。我习惯在原始数据层做降噪，而不是后端修图。”我走到工作台前，打开电脑，屏幕上跳出登录界面，“给我一周时间，我把你们现有数据重新跑一遍。”

他点了点头，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停住：“对了，周岚，有个事提前跟你说一下。过两周我们跟国内一家文化基金会有个合作项目对接会，对方可能要派人过来实地考察。”

我的心跳停了一拍，但脸上没动：“国内哪家？”

“京华文化基金会，做非遗传承的。他们提供了一部分戏曲数据源，这次来主要是看看我们的处理进度。到时候你直接汇报就行，没问题吧？”

我说：“没问题。”

他走了之后我坐在工位上盯着屏幕，光标在登录框里一闪一闪的。京华文化基金会，这个名字我听过，国内做非遗保护的几家大机构之一。但全国做这个的机构太多了，大概率不相关。

我把心思收回来，插上数据硬盘，开始跑算法模型。

之后的日子过得很规律。每天早上八点半到实验室，晚上七点走，中间除了吃午饭几乎不起身。周末我在公寓附近逛了逛，找到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买了米、酱油、鸡蛋和几把青菜，回来煮了一锅粥。一个人吃饭简单，粥熬好了盛一碗，配半块腐乳，坐在沙发上看窗外的暮色。

温哥华九月的傍晚凉得快，天一擦黑就得加外套。我把那条灰色毯子裹在肩上，喝完粥洗了碗，打开手机。

陈屿这段时间的消息慢慢变少了，从最开始一天十几条，到后来每天三四条，内容也渐渐变了。最开始他在道歉、哀求、翻旧账，说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蜜月的时候在海边捡的那块石头，我一直放在书架上。后来他可能发现翻旧账没用，开始说一些琐碎的事：今天去阳台浇花了，你之前买的那袋营养土我用完了，花店换了老板。再后来他说他辞了工作，绿萝好像有点发黄，不知道是不是水浇多了。

我一条都没回过。但每一条我都看了。

有天晚上我洗完澡出来，拿起手机看到他又发了一条。

“周岚，我到温哥华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浴室门口，头发还在滴水，一滴落在手机屏幕上，正好砸在那行字的末尾。我愣了三秒，然后把手机放下，去拿吹风机吹干了头发，钻进被子里闭眼睡觉。

但那天晚上我做梦了。

梦里我回到我们那间六楼朝南的房子，阳台上的绿萝又绿又茂盛，陈屿蹲在花盆前面，侧脸很认真。他听见我走过去，抬起头笑了一下，说：“你看，它活过来了。”

我蹲下去看，绿萝叶子上有水珠，他的手指上沾着土。

然后梦醒了。

我坐起来，窗帘缝隙里透进来一道薄薄的光，天还没全亮。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没有新消息。我盯着聊天界面上最后一行“我到温哥华了”看了很久，然后退出去，打开地图，搜索了一下“温哥华 京华文化基金会”。

搜索结果跳出来——没有这个机构。京华文化基金会总部在北京，温哥华没有办事处。

我放下手机，心口忽然跳得很快。

两周后的对接会，来的究竟是谁？

那之后的两天，我过得心神不宁。

跑数据的时候光标在屏幕上拉出一条又一条曲线，三号摄像头的角度校准偏高了两度，标定点的X轴偏移量比预设值多零点零三毫米，理论上说这个误差在可接受范围内，但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半天，还是拿起工具重新标了一遍。

同事小林从我工位后面路过，探过头来问：“周姐，你昨晚没睡好？黑眼圈都出来了。”

“嗯，倒时差。”我说。

他信了，端着咖啡走了。我松开手里的六角扳手，指腹在金属表面磨出一道浅浅的白印。我闭上眼，深呼吸了一下，把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画面暂时压进某个角落，重新坐下来调数据。

第三天晚上，我加班到八点，出实验室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门口的路灯亮着昏黄的光，我裹紧外套往公寓方向走，脚步快而急切。走到路口等红灯的时候，余光扫见街对面公交站台的长椅上坐着一个人，低着头，灰色的外套，肩膀的线条很熟悉。

我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

绿灯亮了，我站在原地没动。对面的人抬起头来，是一张陌生的白人面孔，戴着耳机在听音乐，冲我友好地点了一下头。

我松了口气，迈开步子过了马路。手指攥着外套口袋里的手机，指节捏得发白。回家之后我把门反锁了两圈，坐到沙发上缓了好一会儿才平复下来。

那晚我梦见的人不是陈屿。

梦里的画面很奇怪——我坐在一间会议室里，长条桌子对面坐着一个人，脸是模糊的，但那人开口说：“周小姐，我们之前见过的。”

我醒过来，窗外是灰蒙蒙的晨光，鸽子落在窗台上咕咕地叫。我盯着天花板想了很久，想不起在哪见过这个人。

第四天，陈屿没有再发消息。

我把他那个对话框翻出来，最后一条消息停留在两天前的那句“我到温哥华了”。没有下文了。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来了还是只是说说，如果是真的来了，他在温哥华的哪里？住下了吗？待多久？

我用拇指按着屏幕边缘，来回搓了两下，最后还是把手机塞进了抽屉。

第五天上午，李教授抱了一摞纸质资料放到我工位上，说是国内那边基金会发过来的原始动作记录，需要同步录入系统。我翻开第一本，封面上印着京华文化基金会的logo，下面是项目编号和日期。

我翻到第二页的时候，手停住了。

项目负责人那一栏，盖着一个手写签名。

那个签名我认得。

笔画很短，收尾有力，几乎不带任何多余的弯折，像写字的人对每一条线都有绝对的掌控——陈屿的字。

我盯着那个签名看了将近一分钟，纸张被我捏出了一个角。旁边的小林正戴着耳机听歌没注意到我，我慢慢把资料合上，又翻开，确认了一遍。

是陈屿的名字，陈屿的笔迹。

京华文化基金会的项目负责人。他什么时候进的基金会？他做市场做了七八年，什么时候开始碰非遗了？我翻到资料最后一页的附录，项目启动时间是去年十一月，正好是温哥华实验室跟他们建立联系的那个月。

去年十一月。

我闭上眼，心脏像被人从两边捏住了一样，不疼，但闷。

去年十一月我们还没出事。那时候我坐在阳台上看温哥华实验室官网的那个晚上，陈屿在书房打游戏，键盘噼里啪啦地响。他打完一局出来倒水，路过阳台的时候在我头顶揉了一把：“还不睡？”

我说：“看个东西。”

他没问看什么，回去继续打游戏了。

他那个时候已经在跟这个项目对接了吗？他知道这个实验室最终会把我招过来吗？他知道我迟早有一天会离开吗？还是说，他只是恰好在做一个跟我有关的工作，而我恰好在某个夜晚敲定了出走的命运？

我不知道。

资料被我合上，端端正正地放回桌面。我把椅子转过去面对屏幕，手指放在键盘上，一个字也打不出来。

下午我鼓起勇气给林薇发了一条消息：“陈屿的工作换了？”

林薇回得很快：“换了，大概年初吧，他从原公司跳槽去了一个什么文化基金会，做项目对接。我当时还纳闷呢，他一个做市场的怎么会去做文化类的，他说觉得有意思就转了。怎么了？”

我打字：“没什么，随便问问。”

过了几秒，林薇又发来一条：“他是不是真去找你了？他之前跟我说他请了长假，我还以为他开玩笑的。”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最后回了：“不知道。他没联系我了。”

发完我就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上，食指在桌沿来回敲了两下。李教授从我旁边经过，看了一眼我的屏幕：“进度怎么样？”

“今晚能跑完第一版。”我说。

他满意地点点头走了。

我坐在工位上，面前三块屏幕，左边是数据曲线，中间是原始视频回放，右边是正在跑的算法日志。三道光打在我脸上，明暗交错。

我在想，对接会那天，推门进来的人如果真的是陈屿，我第一句话该说什么。

“好久不见”太轻。

“你怎么在这里”太蠢。

“你走吧”太狠。

我想了十分钟，什么都没想出来，只能低头继续调参数。光标在屏幕上慢慢拉出一道平滑的弧线，像一条看不见结局的路。

对接会定在周四上午十点。

头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把可能发生的对话在脑子里预演了二十几遍。陈屿推门进来，我站起来，说，坐。他说，周岚。我说，资料带来了吗。他说，周岚你听我说。我说，先谈工作。

每一个版本我都预想过，每一个版本都烂得我翻身把枕头闷在脸上。

后来不知道几点睡着的，闹钟响的时候头昏沉沉的，像被人灌了半斤沙子。我爬起来洗了把脸，对着镜子扎了个马尾，把头发拢得干干净净，换了件深蓝色的衬衫。领口有点紧，我松了一颗扣子，又觉得太随意，扣了回去。

犹豫了两秒，我放弃了，把衬衫换成了最普通的一件灰色套头衫。

朴素。安全。不露情绪。

九点四十五分我到了实验室，李教授已经在会议室调试投影仪了。我帮他调了一下画面比例，然后坐到靠门的位置上。会议室不大，一张长桌六把椅子，我挑了个离门口最近的位置，方便中途站起来走人。

李教授看出我脸色不对，问了一句："紧张？"

"有点。"我没撒谎。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没事，你来说，我给你兜着。"

十点整，走廊里传来脚步声，两双。

我攥住了膝盖上的布料。

门开了。

先进来的是个戴眼镜的女人，三十多岁，短发，穿着利落的西装套装，手里拎着公文包。她走进来笑着跟我打招呼："你好，我是京华文化的项目专员，刘惠。"

我跟她握了手。李教授跟她寒暄了两句。

然后第二个人走进来了。

不是陈屿。

是个穿着深色夹克的中年男人，鬓角有些花白，长得敦厚老实，自我介绍叫王建国，是刘惠的同事，负责技术对接。我跟他握手的时候，指甲掐进自己的掌心，脸上还得挂着职业的微笑。

陈屿没来。

王建国和刘惠落座之后开始介绍基金会的项目进展，我一边听一边点头，脑子里像被人按了静音键，什么内容都进不来。我只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盖过了王建国说的所有技术术语。

项目介绍会开了一个半小时，王建国说话慢条斯理，每讲几句就要喝口水。刘惠在旁边补充数据，条理清晰。我的部分放在最后，站起来把算法优化的结果调出来投在屏幕上，手指点着图表解释改进方案。

刘惠问得很细，有些技术细节连王建国都没听懂的地方她都能追问到位，一看就是真懂行的。我一一回答，声音比自己预想的稳。

介绍会结束后，李教授请他们去食堂吃午饭，我推说手上还有个数据在跑，先不去了。等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我转身快步回了工位，拿出手机，翻到陈屿的对话框。

最新一条消息还是五天前的那句"我到温哥华了"。

我没给他发消息，而是直接给林薇拨了电话。

"京华文化基金会，陈屿到底在里面什么位置？"我问。

林薇被我突如其来的语气吓了一跳："怎么了？他之前是项目对接人啊，就最近这几个月的事……"

"他请假之前呢？还在基金会吗？"

"好像是辞了。你说他要去找你之后我就没问过了。你要不直接问问他？"

我挂了电话，拇指悬在陈屿的对话框上方。屏幕上那道横线闪着光，像在等我开口。

我迟迟没点下去。就在这时候，李教授从食堂方向快步走了回来，手里拿着手机，表情有点微妙。他走到我工位旁边，压低声音说："周岚，刚才刘惠跟我透了个底。"

"什么？"

"她说基金会那边本来是他们项目总监亲自过来的，但出发前一天临时取消了。那个总监你应该认识，"他看了我一眼，"叫陈屿。"

我握住手机的手指收紧了。

"她还说，"李教授顿了顿，"陈总监请了假，说是……家庭原因。但他们那边的同事私底下传的，是来找一个很重要的人。"

李教授没说破，看我的眼神带着一点小心翼翼的探询。我在他目光里站了三秒，然后低下头把手机翻过来，屏幕朝下扣在桌面上。

"李教授，"我说，"数据跑完第一版了，我下午想请半天假。"

他沉默了一下，点头说："行。你歇歇。"

我站起来拿了外套往外走。走到楼梯间的时候，我掏出手机，打开陈屿的对话框。光标在输入栏里跳动，我深吸一口气，打了几个字又删掉，打了几个字又删掉。

最后我只发了四个字："你在哪。"

消息发出去的一瞬间，窗外起了一阵风，把楼下那棵枫树的叶子吹得沙沙响。温哥华的十月已经开始变色了，绿里透着黄，黄里透着一丝即将落尽的红。

手机在掌心震了一下。

陈屿回了三个字和一个地址。

"我知道你不会来。但我在这里等你。"后面附了一个餐厅的名字和门牌号，在市中心，离我公寓三站地铁。

我站在楼梯间，把那行字看了两遍。窗外又一阵风，吹得我后背发凉。我把外套拉链拉到最上面，推开了门。

风灌进来的时候，我忽然想，我到底是去见他，还是去见那盆绿萝到底死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