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儿童1型糖尿病死亡在低收入国家，翻番将暴露哪些短板？

全球80%的儿童1型糖尿病死亡，发生在人均GDP较低的那一半国家。

这不是一个关于患病率的故事——高收入国家才是患病率最高的地方。这是一个关于“确诊后能不能活下来”的故事。

2026年8月29日，欧洲糖尿病研究学会（EASD）年会上公布了一份预测：以坦桑尼亚为代表的低收入国家，每年新增1型糖尿病病例数将在2049年前翻番。

2026年6月，Science Bulletin 发表了一项覆盖1990-2021年的全球研究，给出了一个更刺眼的数字——2021年，全球80%的儿童1型糖尿病相关死亡负担、86%的疾病相关寿命损失年，已经集中在人均GDP较低的国家。1990年这两个数字是63%和72%。

三十年间，死亡负担没有向高收入国家扩散，反而更集中了。

翻番的预测叠在这个已经倾斜的天平上，短板就不是“缺多少”，而是“现有体系还差多远”。

EASD这次预测在报告里坦白了一件事：中低收入国家的1型糖尿病流行病学数据极度匮乏。这不是客气话，这意味着翻番预测本身无法区分增幅里有多少是真正的新发病例、多少是过去漏诊的人终于被统计进来了。

坦桑尼亚被作为低收入国家的典型代表提及，但EASD没有公布翻番前后对应的具体数字，也没有披露低收入国家增幅的专项测算方法。

没有准确的基线数据，卫生政策制定就只能靠外推。EASD本身也说了，产出精准预测数据是各国制定卫生政策、落实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糖尿病契约》相关行动的基础。但基础数据尚不存在的情况下，这个“基础”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缺口。

2021年全球0-19岁人群1型糖尿病发病率是每10万人7.42例，比1990年的2.71例翻了近三倍。但高收入国家的发病率远高于这个均值——北美和欧洲是全球最高的地区，背后的原因包括遗传因素、环境诱发因素，以及病例检出率提升。

真正致命的差距不在发病率，在死亡率。

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虽然发病率和患病率绝对值低得多，但患儿面临的是诊断延迟、胰岛素可及性不足、血糖监测条件有限，结果就是急性酮症酸中毒无法及时处置，过早死亡风险远高于高收入国家。0-19岁人群的1型糖尿病相关死亡率已经到了每10万人0.31人。

不同收入水平群体糖尿病死亡与寿命损失指标对比

《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2025年发表的全球糖尿病诊疗级联研究覆盖了204个国家和地区，结论是2023年全球已确诊糖尿病患者的治疗率达到了91.4%。但关键在于“已确诊”这三个字——全球约有55.8%的15岁以上糖尿病患者被确诊，漏诊率在低收入国家更高。

而1型糖尿病因为发病急、临床特征典型，漏诊率低于2型糖尿病，问题更多出在确诊后的规范管理上。

低收入国家内分泌专科医生的缺口有多大？目前没有统一的跨国统计数据。研究确认的是：低收入国家整体内分泌相关诊疗能力覆盖不足，是大量患儿诊断延迟、急性并发症无法处理的核心原因。

胰岛素和血糖监测耗材的可及性同样严重不足。巴勒斯坦难民人道主义项目的信息显示，低收入国家大量1型糖尿病群体无法稳定获得胰岛素注射器等基础耗材，必须依赖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补充供给，和中高收入国家胰岛素常规可及的状态存在数量级差距。

援助人员与当地医护在药品储备室内合影留念

正在落地的缓冲来自中国药企的海外产能输出。

2025年，甘李药业与巴西卫生部下属公立实验室及本土药企签订甘精胰岛素技术转移与供应协议，成为首家参与巴西胰岛素供应链本地化建设的中国企业，同步在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多个低收入/中低收入国家启动胰岛素本土化生产项目。

这解决的是“有没有药”的问题，但“有没有人能打对药”的问题，还需要医生。

全球80%的儿童1型糖尿病相关死亡负担在低收入国家，但对应的专项诊疗与体系建设投入规模远低于高收入国家。现有研究确认的是卫生资源配置和实际疾病负担完全不匹配。

传导链条是三层递进的：第一层，确诊延迟，急性并发症致死率抬升，活下来的患者长期血糖失控，进展为失明、肾衰竭、截肢，劳动力完全丧失；第二层，家庭需要终身外购胰岛素和监测耗材，直接支出占普通低收入家庭年收入的比例远超可负担阈值，叠加丧失劳动力后的收入中断，极易因病致贫；第三层，未来病例翻倍后，集中出现的终末期并发症诊疗支出会持续挤压有限的公共卫生预算，挤占妇幼健康、基础免疫等其他公共服务资源。

一条趋势是确定的：低收入国家承担的死亡负担在持续上升，从1990年的63%到2021年的80%，这个曲线没有拐头向下。数字可以等数据补全后再校准，但等不起的，是那些确诊后买不到胰岛素的孩子。

当地小学课堂内儿童参与互动教学活动